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自主创新

陈清泰

我国正进入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时期，要闯的这个“坎儿”，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

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以及出口拉动，但这种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也到了必须转换的临界点。

在经济追赶期，主要的是构筑工业化基础和保障基本民生需求，这是重复已工业化国家经历过的过程。实现这个过程有现成的模板可以效仿；同质化的基础性需求可以预测，政府有一定的信息优势；所需要的是成熟技术，可以从国际市场购买；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特别巨大，规模效应特别明显。这些特点使“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的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使我们较快地越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由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相对迟缓，许多产业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很多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但是，多数企业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技术来源的缺口，结果，或陷入过度投资的泥潭不能自拔，或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虚拟经济。

创新驱动与投资驱动截然不同，增长方式转型的前提是改变发展的体制环境。为此，应深刻地理解创新增长的特点：

第一，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由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增长。创新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政府无法预知未来，不是规划、审批所应干预的范畴。只能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竞争性市场是创新的平台。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激励和溢价变现的通道、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尽管创新可以造就谷歌、苹果，华为、阿里，但更多的创新却以失败而告终。可是市场的强激励却会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和投资人甘愿冒失败的风险而倾心于创新。

第三，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创新的方向无法准确预判、谁能成功无法预知，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竞相探索中日渐明朗，并使成功者脱颖而出。因此当机会来临时应鼓励而不是限制新的进入者。

第四，创新意味着“创造性破坏”。革命性的新概念、新技术、新产品会引发新旧替代。它既会加速产业和企业的兴衰，也会加速劳动力的流动，还会加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与时俱进地更新规制和游戏规则。

第五，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大公司试错成本高，本能地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而中小企业试错成本低、决策机制灵活，承担着新技术、新产品探路者的角色，并为大公司的技术集成提供技术要素。

第六，创新的风险性，使他更加依赖直接融资，而非间接融资。灵活的融资方式是创新发展的助推器。

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创造更加适应创新的发展环境，核心是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以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效率持续提升、而不是量的扩张获得的增长。效率提升无止境，这种增长可持续。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创新，它是依托技术进步不断创造高效率的部门，并使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动态地流向这些部门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更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使高效生产力不断取代低效生产力；高效企业取代低效企业；高效率的就业岗位取代低效率的岗位，实现生产要素动态地优化配置。

如果说，扩张阶段的增长基本是各个企业增加值总和的话，那么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则是高效率产业、企业的产生和扩张，抵消低效率产业和企业的萎缩与关闭后的增量。竞争是效率的源泉，它会使高效企业脱颖而出，并加快淘汰落后的企业。正是创新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使新的创新不断替代旧的创新，才能保障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例如，苹果移动智能终端的出现，顿时使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巨型公司从皇冠上坠落，但却引发了一场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移动互联信息革命。因此，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就要创造条件鼓励既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兴企业的崛起及扩张，同时为曾经辉煌但已落后的企业开启退出通道。目的是使失去竞争力企业所占有的有效资源流向高效率的部门，确保全社会资源的平均效率始终处于上升之中。高效生产力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此时，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至关重要。政府的重要责任就是消除生产要素流动性障碍，建立“生得顺利，退得顺畅”的产业生态，保持经济活力。

当前，投资驱动时期的主导产业及其关联部门的衰退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境外转移是GDP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它的影响还将继续。此时如果不能通过创新不断培育能发挥引领作用的高增长部门，很难想象被巨大衰退产业稀释后整体增长速度能保持中高速水平。因此，新常态下增长前景最直接的观察窗口和政策的着力点就是经济增长支柱的转换和发展状况。

GDP是创新的滞后变量。通常，一项创新在完成很长一段时间，比如5年或10年后才能体现到GDP，就是说企业今天的表现取决于几年前埋下的种子。因此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对企业的观察不应仅关注当期GDP这样的一个结果指标，更应该关注影响未来竞争力的那些变量，如制度环境的改进、研发投入、创新人才成长的变化等。

三、确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战略地位

科技型创新企业，是中小企业中从事高新技术研发、技术密集产品生产和科技型服务的一群企业。这类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高，追求创新性、高技术、高附加值，具有高成长、高回报、高风险的特点。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是对市场最为敏感、新技术创新活动最为活跃、最敢于冒风险一只力量。在增长方式转型中，应当确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纽带。这些企业的创业者和技术骨干大都来自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并通过多种形式与其保持联系。这就使它们可以较方便地获取技术信息和知识创新的溢出效应。他们另一头连接着市场，迫于生存的压力比任何大企业都有更强的动力将新知识、新创意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甚至一些创业者就是为使某项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价值而“下海”的。知识创新与产业化之间的空档就是他们创业、创新活动的天地。他们或通过创新开发出可应用的技术和有市场价值的产品，或以大量的、多样化的转化成果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和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与此同时会不断成长出具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如华为、联想、百度、腾讯、联影等，几乎都是20年、甚至10年内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创新效率最高的群体。中小企业对市场更加敏感，他们没有资产存量的拖累；所从事的专业领域集中、目标集中、力量集中，容易在特定领域实现突破；他们的激励机制强、管理层级简单、决策灵活、研发成本低。这一切使中小企业可以以较少的投入，产出较多的成果。据欧盟统计，中小企业人均创新成果是大企业的两倍。美国有关数据显示，全国发明专利的65%、新产品开发的80%来自于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是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力军。产业转型升级有赖于技术的“群体性突破”，并对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大型企业在技术集成和产业化方面有强大的优势，但这一优势能否促成产业的升级则取决于能不能持续获得新的技术要素的供给。产品和产业升级实际上是一个由大中小企业构成的产业链的升级。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实现技术突破、提供技术来源、以新技术重构产业链的主力。

科技型中小企业扮演着新技术探路者的角。技术创新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是高风险、试错的过程。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存活五年的不足一半，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中小企业是试错成本最低的一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以自身的“生和死”在充当着新技术、新产业探路者的角色，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进行着铺垫的。

四、创造适应创新发展的金融生态

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否有更多的资本和资金流入。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创新的国度”，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良好金融生态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有统计显示，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350倍。

近年来，我国创新资源迅速增长，有专家判断我国正在进入创新的“井喷阶段”。创新创业更加依赖直接投资，而不是间接融资，政府应因势利导，进一步鼓励风险投资，特别是偏早期的天使投资和孵化基金的发展。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弥补了银行信贷的失灵，更加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是它们针对各类项目的市场判断力和专业化筛选能力，以及它们对创新企业在治理结构、决策、改进管理等方面的辅导、服务和引领作用。

科技型中小企业因其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得到了各国政府融资支持。如美国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日本的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以色列的TOZMA风险基金和台湾省的育成中小企业开发公司等，这些有政府背景、按市场方式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都以较大的杠杆效应增加了对创业、创新的资本供给，成为活跃创新活动的催化剂。

实践证明，对新兴产业的选择、对创新前景的认定不是政府之所长。例如美国的谷歌、苹果、特斯拉，中国的阿里、小米、大疆等最具活力的创新企业都不是政府选择的结果，在他们的身后都有风险投资的身影，可以说是资本市场发现和培育了这些企业和他们所在的产业。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能力、资本的配置和监管、以及包括股权在内的激励机制，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的转型，就是资本配置的转型；资本配置转型的进展，决定经济转型的进程。近年，我国风投和产业基金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创业板的开启、新三板推出，使创新企业的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与创新型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小企业政策性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支持体系相比，我国仍有改善空间。

技术的“生产”重要，技术的“流通”同样重要。创新型企业不一定都得一直做到最终产品和产业化，更不可能都发展成大型公司。但是，创新的技术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作为技术要素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买主。要建立和完善技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并购市场，使各个阶段的技术或连同企业一起都可以通过市场变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