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上午，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光启科学创始人刘若鹏同时出现在深圳市五洲宾馆深圳厅，为当日成立的“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 （下简称“百人会”）“站台”。汪刘二人是华为任正非、中兴通讯侯为贵之后的深圳第二代创新型企业家代表。与华为完全市场化打拼、中兴国企民营化，技术上 从模仿、跟随开始，由低端切入高端的成长路径不同，华大和光启在深圳走了一条特殊的成长道路——以“民办非企业”研究院起步，获取政府和社会资金和资源支 持完成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前期孵化，技术上高举高打，从国际上领先的源头创新起步，逐步实现产业化和商业化。

华 大和光启的成长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内被复制、扩大，成就更多的创新型企业？这个“野心”正在被一群“疯狂”的人畅想和实施。这群人中，除了已经受益的汪建 和刘若鹏外，还有原科技部长徐冠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经济学家吴敬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教授路风等 “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前期发起成员共45人。

“中国传统体制内的科研机构在组织源头创新方面效率低下，难以拉动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百人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前深圳科协主席周路明说，他认为，过去几年，在深圳出现了以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为代表 的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以市场为导向，采用官助民办的方式开展源头创新工作并取得了成功的模式，值得全社会关注。

“创 新研究机构在推动源头创新的实践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瓶颈：即创新的领域和产业的生态都具有从0到1的特性，而国家战略、政策和资源配置都存在许多 空白，解决这些问题，单靠创新团队是很难完成的。”周路明说，成立“源头创新百人会”这样的智库平台就显得十分重要。

传统路径：“成果转化”机制的悖论

按照现任深圳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院长周路明的观点，广义的源头创新分两类：一类是纯基础研究工作，这个都放在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做；还有一类是以产业化为目标的原创性研究，创新工作前期的重心必须放在研究室内完成。

“百人会”希望能推动的，即第二种以产业化为目标的源头创新。但在寻找驱动产业发展的源头创新的动力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组织方式上出现重大分歧，这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周路明介绍，发达国家源头创新的组织重心以市场为主，其资源配置、政策法律规范都围绕这个市场主体开展，其它科研组织都是配角，这一形式保证了源头创新的高效率。

但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源头创新工作便是由大学和科研机构承担，这一形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当市场主体逐步发展起来之后，对创新有需求的企业和作为源头创新主体的官办机构和科研院所，需要解决创新活动在不同主体之间转换的问题。

传统的“成果转化”的路径便顺势确立，其核心是由国家出面，把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国有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然后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推动成果向企业转移。

中国笃信这一路径很长时间。譬如早在1984年，中科院便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创办科技工业园，希望用“成果转化”的模式带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此，当时有着经济特区优势的深圳设计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可谓穷尽资源来支持科技工业园。

但 在经过十年的发展，在集中了中国最具实力的科研机构和市场化程度最高城市的资源后，即便是在当时看来最尊崇“市场经济”的深圳科技工业园，这场由国有高 校、科研院所为主体的“成果转化”试验最终仍然让人大跌眼镜：过去30多年的事实证明，深圳当时最好的高科技公司都在科技工业园区之外。到1995年，时 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指出问题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制度。

另一条路：“源头创新”需回归经济组织

“原来我们的制度安排里面一个重大缺陷，我们把重心放在一个非经济体上开展源头创新工作，而且希望以经济为目标来完成，这个主体错位带来很多问题。”周路明说。

最广为人诟病的，便是评价体系的差异导致创新的异化。在中国，国有科研院所往往会按照学术评价标准，论文导向是其主要特色，评职称、拿项目几乎都要以发表论文为主要依据。

当科研人员的个人的评价体系都依赖于这套评价体系之后，其对政府科研计划的关注往往就超过了对市场的关注，这导致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极低。更恶劣的情况是，国家主导的众多科研项目，往往会成为造假者骗取科研经费的目标。

这类案例在过去十几年中不胜枚举，譬如影响甚广的“汉芯”系列芯片造假案件。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原院长陈进“汉芯1号”项目造假，但借助“汉芯1号”，他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

而另一方面，通过科研机构产出的成果，在真正的转化过程中要还存在重要的制度漏洞，即科研成果利益归属的问题。这一漏洞也会成为国有资产评估和科研人员利益分配机制难以逾越的障碍，更不用说科研人员不能再就源头创新得到市场和资本的支持了。

“源头创新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在发展信息产业当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很长时期以来，这一类的研发主要靠国家研究机构一条腿走路，投入有限，成为我国更加薄弱的环节。”陈清泰在发言中直言不讳。

“因为评价标准不一样，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样，最终整个经济带动最终效果非常差。”周路明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源头创新组织的变革，让从事源头创新的机构从一个非经济组织成为经济组织。

而在深圳成长起来的华大基因、光启研究院等机构，则证实这条由经济组织来引领源头创新路径的可行性。

深圳经验：“民办官助”的新路径

谈到深圳的经验，人们常常把华为、中兴作为源头创新的典范加以褒奖。但在从事创新研究的人们看来，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什么源头创新的成功案例。

以华为为例，它其实是从代理、制造到研发，一步步从产业的最低端爬上高端的。而当华为于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提供商时，这个行业也进入其平稳周期了。

这种情况反映到一些指标上，就会凸显得异常明显。譬如虽然中国专利数量、论文发表等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但中国专利质量普遍不高。在中国专利授权中，“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过高，而真正高质量的“发明专利”则落后不少。

“中国在部分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从跟踪追赶进入到全球技术创新和竞争的前沿，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我们应该以自己的技术引领产业的发展。”陈清泰说。

但华大基因和光启研究院的成长路径，却完全不同于华为、中兴等企业。

这些企业有着民办的身份，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企业和科研院所：他们往往选择从源头起步，专注于市场空白的领域，虽然研发周期长、风险很大，但是一旦实现突破，就会迅速裂变出覆盖面更广、产业链位置更优的技术和产业优势。

而 民办的方式，也使得他们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在管理机制、人才选用以及考核评价等方面完全不受传统约束，更能调动创新者的积极性。并且，由于以市场为导向， 其创新与产业化集于一体，把从事源头创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市场开发经理人，形成与市场营销无缝对接，由此创造惊人高效益。

陈清泰认同这类民办的创新机构“已经成为我国源头创新和拉动新兴产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他亦指出，“民办官助”这类新兴机构与现行的体制如何对接还存在一些新的问题。

比 如民办的身份难以得到认可和支持，这类民办机构不太容易申请到国家的科研项目，它不能享受进口科研设备的免税，有的新兴机构最后又不得不戴上事业单位的帽 子，而这种回归旧体制的做法带来的问题是机构的动力机制和创新活动都会迅速弱化，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后，很可能削弱了这类机构的竞争力。

“为此我们曾经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希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该及时考虑这类新兴机构的特点，依照它们的特点给与它们适当的位置，鼓励一些地方先行先试，允许地方根据自己优势，明确支持的原则的边界和支持的方式。”陈清泰表示。(编辑 辛继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