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

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在深成立

   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全程主持了会议,同时他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共同担任大会的联合主席。该百人会定位于推动中国源头创新理论和实践的交流平台、服务平台和资源整合平台。
    1 会员均为政产学研资重量级人士
    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由徐冠华、陈清泰、吴敬琏倡导,由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中国科协战略发展研究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深圳市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和深圳市鹏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首批45位成员汇聚了源头创新领域的一流企业家、投资人、高校和研究机构人员以及相关部委、地方政府的相关人员。
    记者了解到,这45位成员包括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深圳市企业联合会会长、深圳市原常务副市长刘应力,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刘军等,也包括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建平、柴火创客空间创始人潘昊、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自鸿等不少创新“明星”,所有成员均以个人名义参加。
    28日,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创始人汪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厉伟、深圳市鹏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航、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等以个人名义出席大会。
    据百人会秘书长周路明介绍,“百人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决策咨询研究、科技评价、交流活动、创新服务。百人会将依托专家资源,举办学术研究、技术交流、发展论坛等不同形式的活动,构建一个源头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源整合平台,为创新创业者提供资源整合的机会。
    2 智库解困新型科研机构难题
    为什么要在深圳成立一个关注源头创新的“智库”?
    陈清泰表示,源头创新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在发展信息产业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长久以来这类技术研发主要靠国家研究机构“一条腿”走路,成为薄弱环节。过去几年,深圳等地出现了以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等为代表的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以市场为导向、采取官助民办的方式开展源头创新工作,将原始创新与产业化集于一体,国际化程度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些机构在推动源头创新的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瓶颈问题。
    陈清泰指出,新兴机构与现行的体制如何对接确实存在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民办的身份难以得到认可和支持,不太容易申请到国家的科研项目,不能享受进口科研设备的免税,“甚至有的新兴机构最后又不得不戴上事业单位的帽子,而这种回归体制,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后令机构的动力机制和创新活动都会迅速弱化,很可能削弱了这类新型机构的竞争力”。
    “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而源头创新则是这一战略得以成功的关键,然而传统体制内的科研机构在组织源头创新方面效率低下,难以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周路明告诉记者,深圳新型科研机构的成功虽然引发了国内外关注,但创新的领域和产业的生态都具有从0到1的特性,而国家战略、政策和资源配置都存在许多空白,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创新团队自身是很难完成的,因此智库平台就显得非常重要。
    3 为源头创新建立新型评价体系
    “这些新型科研机构所做的源头创新,多发生在新兴领域或交叉学科,又是技术的前沿,原有的评价体系已经无法适应。”陈清泰表示,像光启、华大基因这类新型科研机构,既搞基础研究和科学探索,又开展产业化应用的模式,与现行的科技和产业发展体制很难对接。
    他解释说,由于我国采取的是分段、分割式的科技管理,对不同环节的支持对应着不同的部委,相互之间缺乏衔接和协调,“甚至有些政策支持,是以划清各个环节的属性为前提,例如认为只有远离产业化应用才叫基础研究,才有资格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化应用一体的这类机构难以成为国家基础研究支持对象,也很难成为产业化支持的对象。政府如果用地方财政去支持这样的机构,一旦失败,也会承担很大的社会压力政治风险,而成功了,知识产权属于谁这些问题也缺乏法律依据。”
    周路明表示,百人会的使命就是解决这类困境,如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制定、重大政策研究、前沿技术研究以及国家科技体制机制研究,探索推动中国特色的源头创新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当新的世界一流的团队来到深圳后,由百人会组成的优秀团队,将对项目进行独立第三方的评估,比如,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如何分配,提供决策依据。”周路明表示,百人会将组建对创新团队科技评价的独立第三方平台,针对国内外源头创新的团队进行包括技术、团队、市场等方面的权威评价。
    ■声音
    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
    源头创新企业
    需要各方包容
    近年来,深圳探索出像华大基因、光启等“民办官助”模式下全新而高效的源头创新组织模式。与从北京迁至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不同,2010年在深圳成立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是深圳在民办研究院方面的主动布局。
    尽管光启在短短5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也得到了政府和市场的认可,不过质疑也一直伴随着它的成长。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刘若鹏28日在大会上表示:“很多人并不了解超材料,认为超材料就是伪科学,说我们放飞的‘云端’号跟小孩子做一个打气球差不多,是个人都能拉上天。”
    在刘若鹏看来,现在有很多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站在“风口”上,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用原始的科学创新来满足人们需求。不过,新兴领域的创新容易遭受质疑,包括一些比较有影响力、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官员也同样如此,这样的社会氛围对源头创新的阻力非常大。
    “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开展突破性、颠覆性、争议性创新的团队来讲,好的一点是可能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但也容易遭受比以往更多的争议、指责。刘若鹏告诉记者,源头创新企业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希望大家对源头创新多一些了解,少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心态。
    在深圳科技系统工作多年的周路明认为,民办源头创新机构从事的是全新领域的创新,很多特点和规律不为人们熟悉,很多东西超出大家的知识和经验范围,因此质疑、误解甚至咒骂伴随着新型科研机构成长。
    “华大基因曾经被很多人咒骂,现在也还被少数人责难,而光启正在被不少人痛骂。”周路明表示,遭骂的原因是这些新型科研机构拿了政府的钱,但事实上,政府对华大基因、光启的支持方式也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如光启短短几年之内做出的成果,传统科研机构花数倍的时间和投入也无法做到,并且它们会将市场回报作为科研投入的主要来源,相比之下,传统科研机构是由政府养着的。
    周路明指出,民办源头创新机构拿多少钱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团队从事的领域是不是国家创新的战略制高点,团队是否用正确高效的方式高效率工作,团队自身是否具备国际一流团队的能力。
    “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大国竞争力博弈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分猪肉’‘切蛋糕’那些俗事。试想,如果国家每年拿出200亿元支持100个华大基因、光启用新的机制创新,中国在世界创新版图的地位将有怎样的提升?”周路明认为,消除阻碍创新的制度要素比起技术实现本身要重要得多,深圳的成功就在于制度创新的优势,深圳民办科研机构在源头创新方面的实践也展现了我国源头创新组织方式变革的方向。

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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